近幾個月來由於自己罹患肌腱炎,開始接受漫長的復健課程。我通常挑中午或接近下班時間去復健,以免被患者認出來而尷尬。說來慚愧,工作上雖然常建議患者作復健,但直到最近三天兩頭跑復健室,才有機會仔細觀察這裡。患者們群聚一堂,視病情不同接受著眼花撩亂的復健方式。在這裡你可以看到眾生相:如洗三溫暖般陶醉微笑者有之,如接受十大酷刑般哀嚎者有之,閉目養神如老僧入定者亦有之,嘀嘀咕咕跟復健師討價還價者也有之;偶爾還混雜著嬰兒的哭聲、復健師們的打氣聲或斥責聲。每個人背後都有一段不為人知的故事。


        每次我去復健,總會聽見一陣咿咿嗚嗚的哭泣聲。那是一名理著光頭的女性,總是嘴巴微開流著口水,用哀求的眼神看著復健師;復健師則板著臉,督促她踩腳踏車,不讓她有絲毫偷懶。悶了幾天後,我終於忍不住問復健師,她到底發生何事?


        原來阿珠是大陸籍妻子,嫁來台灣好幾年,也生了一個兒子。去年因路倒被送來醫院,診斷發現有外傷性顱內出血。好不容易聯絡到台灣丈夫,他卻在簽了手術同意書後就帶著孩子不知去向,所以阿珠開刀後就孤零零待在醫院裡。術後的阿珠智能退化,行動不便,完全需要別人照顧。幾個月來偶爾有位自稱朋友的中年女性來看她,但該女性對於照顧一事則絕口不提。阿珠每天都靠病房護士輪班幫她換尿布、餵食、擦澡,有時隔壁床的家屬也會幫忙,但生活用品幾乎全靠社工張羅,醫藥費也變成一筆呆帳。這一連串家庭與經濟問題讓社工們頗傷腦筋。


        曾透過政府部門求助,相關單位表示那是醫院的問題,要自己設法解決;也曾透過海協會聯絡大陸親友,但他們說阿珠現在不會走不會吃,沒人有能力照顧她;親友說可以找阿珠在台灣的阿姨、、、我們才曉得那位中年女性就是她阿姨。阿姨先是否認和阿珠的關係,後來才坦承她也有難言之隱,嫁來台灣也不是很幸福,總之就是自身難保啦!然而,她也不諱言說,台灣的醫療水準比較好,像阿珠這種患者如果在台灣還有希望;一旦送回大陸,可能沒多久就會因疏於照顧而產生併發症,甚至自生自滅、、。

        家屬這樣講似乎也言之成理,但是醫護人員不免感到無奈。醫院畢竟不是安養院,患者總是要回到親人的身邊。姑且不論親友們有沒有心力照顧,如果患者是本國籍的,總是較容易找到各種救濟管道或愛心機構,但面對阿珠這類外籍的弱勢族群,在現行律法或福利上先天就有許多限制,很多機構更明言拒收外籍病患或肢體殘障者。於是她們就像燙手山芋,在各方角力中被推來推去,誰都不願惹上麻煩,最後只得長年在醫院棲身,等待奇蹟康復的一天。
 



        阿珠仍然嗚嗚的哭著,像小孩子一般;復健師則是不茍言笑的盯著她運動。我問復健師會不會對她太嚴格了點?復健師嘆了口氣說,阿珠總是一直哭,進步很有限,她只能盡力協助阿珠改善行動,讓台灣或大陸親友們能夠回心轉意接納她。


        等到護士來接阿珠回病房,她終於破涕為笑了,但我卻感慨了起來。會嫁來台灣,應該有著對幸福的憧憬吧?為什麼反倒落得孤苦無依呢?無論醫師或其他同仁,都努力在幫助患者,但是家庭、社會、經濟等因素,在在影響著患者的預後,這部分我們能作的卻相當有限。


          隨著國際交流日益頻繁,來自大陸或東南亞的配偶、勞工或幫傭隨處可見。我也曾遇過罹患腦膜炎而被雇主遺棄的越南幫傭,以及工程受傷失能後遭老闆解雇的泰籍勞工。儘管他們並非「同胞」,生活奉獻在這片土地上卻是事實。他們在台灣社會一一浮現的醫療與福利困境,是當政者必須認真思索的嚴肅課題。

 

(本文刊登於民國93年7月14日民生報醫藥版『白袍心聲』專欄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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